景观设计方法论南宫28

　　南宫28虽然奥姆斯特德早在1858年就创立了景观设计学，但与古老的建筑学相比，景观设计学仍旧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南宫28。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景观设计师们一直遭到建筑师的排挤，因为建筑学科不仅有较长的历史而且拥有更庞大的从业人员队伍。为了努力加入“设计的行列”，景观设计师们借用了建筑学，甚至是艺术的理论和方法作为自身学科设计原则的基础。虽然这样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景观设计学的名称，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关于景观的“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却让景观设计学掉入了建筑语言和形式的陷阱中，而不去发展属于景观本身所特有的设计语言和方法。于是乎建筑学中的规则、理论和原则，特别是那些对形式的追求，以及图案组合和构图，通通被用于景观的设计中。目前，所谓景观设计中常用的方法，无论是现代主义的构图与对比，还是后现代主义的隐喻与符号，归根到底其实都是建筑的方法（图1）。

　　在西方神话故事中，上帝创造了自然，又创造了岩石、树木和云彩；从创造新的物体逐渐过渡到创造内在产物。但是，随着西方自然主义科学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后，“一个自然”的观点被分裂为直接感受的自然（例如感知，美丽/崇高，精神的/情感上的）和需要通过仪器和实验来验证的隐匿的自然（自然科学的，理性的）两个自然。自信的现代人类抹去了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的观点，理性与感性开始分道扬镳，因而这也就使得艺术/美学和科学/逻辑成为了相互对立的关系，美的感受与客观原理之间似乎是相互排斥的。两者曾经是一个整体，而现在则成为了两个极端。从此，人类一直再与自然竞争，不断地挑战她、征服她，认为人类所创造出的力量远远大于自然界的力量[1]。

　　建筑的方法在很大程度受到了上述西方自然观变化的影响，在建筑的概念中，人类/建筑/城市与自然/景观/乡村经常是相互对立的。其中城市的地位高于土地，而建筑则是高于景观。景观是一片可以随意开垦和利用的荒地，而且是作为建筑的拓展空间或是属于建筑组成的一部分而存在。更糟糕的是，由于在现代建筑中，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立面视觉效果和的外形，以至于景观的作用只是为了衬托建筑，成为了建筑和城市的背景（图2）。

　　建筑的方法是以人为中心，各种几何形态的主观叠加，而不是进行一种整体性和开放性的设计。这种设计方法让视觉效果、外观、形体、功能分区凌驾于体验、系统、生态、过程以及社会文化关联之上。此外建筑的方法更多强调的是确定性，无论是设计师还是设计本身，都是在一种封闭环境中进行，而不是一种动态的，针对不断进化的环境或是适应场地的设计。此外，建筑的方法还是一种“跟随形式”的的方法：一种形式和空间的设计。所谓的就是将设计作为形式的创造和展示，它将相关的文化用符号的形式来展现：将特权思想（概念）进行组合，凌驾于物质和感官体验（人体）之上。不幸的是这种源于建筑的方法在现代景观设计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作为行为和思维策略广泛地运用在科学、管理和工程技术等领域。这两个术语在1989被远见研究所（Foresight Institute）首次应用于纳米技术领域，以区分分子制造（批量生产原子精确度的物体）和传统制造业（批量生产非原子精确度的物体）。“自下而上”寻求由较小的（通常是分子）的组件，通过自组织或自组装构建成更复杂的组件，而“自上而下”则是寻求通过使用更大，通常是外部控制的方法，来指导个体的组装。从广义上讲，“自下而上”比“自上而下”的方法更便宜经济[2]。

　　对景观来说，“自上而下”的设计就是将特权思想/概念（通常是设计师和领导的喜好）进行组合，凌驾于场地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之上。而“自下而上”的设计则类似于俞孔坚的“反规划”：城市设计将“图—底”关系颠倒过来，先做一个底——即大地生命的健康的生态的底，然后，再在此底上做图——一个与大地的过程与格局相适应的、可以持续增长的城市[3]。它是一种适应场地的、综合的、动态的，且不断进化的自然而然的设计方法。

　　英语中“设计”一词源自“标志制作”（Designation），强调的是展示和与众不同，这里形象是设计的优先考虑，而与场地及环境背景的适应则被忽略，进而削弱了设计的融入和整体环境的和谐。这种趋势一方面为信奉西方文化传统，崇拜天才、权威、专家甚至神圣的创造力所推崇；另一方面为将艺术、时尚和设计作为社会地位及权力象征的人士所标榜。相反，景观的方法寻求的是与场地及其环境背景偶合的设计，设计不是为了鹤立鸡群而是整体融合，将设计置于，甚至嵌入到背景之中（如叶脉与叶片的关系）。用景观的方法进行设计，就是要让设计扎根于场地，它不仅需要实地勘察，充分考虑场地的特征与背景，而且需要认识到场地中的土壤、水、植物及其他物质材料都是有生命的、敏感的和有创造力的生态系统。

　　在以发现为基础，基地的特殊性为策略的景观的方法中，基地过程被融入到设计中，你在基地上发现的相关信息将构成设计的基础，因此发现和筛选基地中的何种信息作为设计的基础是一项重要任务。为此，设计师需要一种类似于生物学家在组织基地调研时经常使用的调研纲要（详细目录），这一基地调研纲要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工具，它为设计师做出 “以发现基础”设计概念的形成过程提供帮助[4]。

　　在景观的方法中，设计师需要认识到景观作品是由“多作者”（Open authorship）共同完成，设计师对场地的贡献只是其发展过程中诸多影响因素之一。这是基于对动态条件、偶然性和开放性系统的认识，设计师要有不完整（留白）的思维，因为设计不是建立在最终的解决方法上，而是提出问题、播撒种子、构建策略，提出潜在发展的可能。因此项目发展的构想（设计框架）是影响设计的首要因素而不是最终形式的表现。为做到这一点，设计师需要强调实施和维持景观发展所需要的步骤，同时尽量使这些步骤可视化。因为使这些过程和阶段可视化不仅仅有助于项目的实施，而且可以帮助那些投入了时间和资金和日后使用的人理解你的方案（图3）。

　　过程是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活动，通过彼此的相互作用达到某种结果[5]。过程包括自然条件以及人口变化带来的社会使用的改变、新的休闲潮流、公众参与方式、文化多样性的演变以及随后的多样化的新趋势[6]。在景观的方法中，由于基地上的材料是有机的和动态的，对基地内外不同过程的理解是必需的，因此设计师工作的重点是如何确定、选择、安排和调整它们，并将自己的设计与这些过程相协同，而不是追求特定的、外在主观强加的形式。

　　景观是时间＋空间的过程，然而这种设计中的时空关系对景观设计师来说并不陌生，例如不断改变的气候、土壤和植被特征等这些变化的材料和因素对他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景观设计师知道如何设计、分析和评价景观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是像建筑师那样仅仅是设计最终的结果（产品）。这里，时间是设计的调控机制，而设计师是过程脚本的编写者。例如乔治·哈格里夫斯事务所在上世纪80年代设计的多个项目，以及詹姆斯·科纳场域操作事务所、阿德里安·戈伊茨西8事务所和俞孔坚土人团队的作品，这些项目都摒弃了结果主导的建筑的设计方法，而是通过设计“过程 ”来指导一个场地的发展，这样的设计使得场地能够开放地面对当前和未来的可能性和变化（图4、5）。因此，以过程为主导的设计不仅是一种应对变化，具有弹性和适应性的设计，同时还能够清楚地表达出场地的特点和提升其持久的品质。

　　图4：设计应对洪水的过程（加州哥德鲁普河滨公园）图5：设计净化污水的过程（贵州六盘水明湖湿地公园）

　　此外景观设计还是不同类别的、潜在的“过程”设计，这种过程既有生物的，也有城市的和社会的。因此景观的方法应该使过程尽可能的显而易见，同时将使用者的参与包括在设计过程中，通过为使用者提供各种各样的经历和体验，让他们切身体会到景观和生态进程对人类自身以及城市所带来的宜处。

　　景观作为一个生命体，是随时间而演变的物质，景观变化创造新的形式和功能。与关注构图及象征意义的建筑的方法不同，景观对待形式是一种形态演变（Morpho-genetic）的方法，形式只是作为适应过程的结果：不是最先决定的，而是后来产生的；不是外在强加的，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设计不是为了最终形式和外表，而是制定规则和逻辑。同时形式是开放的、可变的，这样的形式能够对不断改变的生态过程、环境和社会文化的需求做出相应的回应，从而表现得更灵活南宫28、更经久和更具弹性[7]。

　　现代主义认为形式可以控制过程，而景观都市主义则认为形式是由流经它的过程来创造和维持的，过程可以被视为随着时间推移的空间形式，所谓“过程产生形式”（图6）。然而景观的方法强调过程并不意味着排除空间形式，因为过程如果没有有形的物质、外形结构来允许或阻止特定的生态流动和人类活动的话，就无景观可言。可见过程和形式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因果的一个整体。

　　景观的方法反对将建筑与景观、城市与自然/乡村完全分离的二元论的观点。同时，它也反对划分所谓的“感性”和“理性”的自然。景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态系统南宫28，它还包括了生境、家园、文化、美学、实践以及生产在内的一系列要素。景观方法的核心是整体性，是一个关于自然、文化、过程、时间、空间、体验和互动的整合设计。在这里，内与外，建筑与景观、城市与乡村，人工与自然是相互渗透、相互合作和相互促进的。

　　虽然现代景观看上去与传统园林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现代景观的设计更多地结合了传统园林要素以外的东西，如经济、社会、政治以及生态和技术。此外现代景观的设计还包括了相关专业人士和科学家，以及政府决策人、土地所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员共同参与。同时为了集思广益，达到广泛共识，公众的理解和认同也是设计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由此可见，为了让将景观建设得更具可持续性，景观的方法需要尽可能地涵盖各相关专业，一个跨学科、跨行业的设计团队。

　　例如当下国内大力提倡的海绵城市建设，就不是纯工程技术或城市美化问题，由单学科背景的工程师或者设计师来完成。其规划内容是融合社会、经济、环境和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为一体的综合性协同规划，不仅要满足单纯的技术要求，还必须和社会需求、经济效率和生态环境的安全结合起来南宫28。在规划过程中要依赖强化的、多元整合的规划组织形式，通过各专业和多领域的共同参与，由城市建设相关专家平等合作来完成，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提高城市系统的雨洪调蓄能力。

　　景观的方法强调战略框架和系统设计，运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当今城市景观所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被认为是更加相关和有效。策略的设计意味着设计师需要放弃对系统的完全控制，而提倡设计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它是通过给基地设立一个框架，并以此作为基地的一种设计语法。重心从设计一个静态图像到策略框架的转移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人为的限制基地和它应对变化，拥抱自然和文化过程的可能性[9]。

　　著名建筑师斯坦·艾伦通过强调不同物体和物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个物体的形式的重要性来阐述框架的思想。认为这样的策略框架更具弹性，能够适应未来的变化[10]。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场地不应该有如行政分区、剧场舞台或图片的画框一样受到人为的限制。系统的方法超越了一个特定的、阶段性的环境和发生的事件，它涉及一个更大的范围。如为OMA的拉维莱特公园，以及科纳的当斯维尔公园和清泉公园竞赛项目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项目展示的不单单是一个理想的现阶段的设计，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系统设计。根据基地的条件，通过设计一个开放的系统，来制定基地的指南南宫28，预测其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些项目还说明了设计是如何从为创造一个理想的静态图像、一个一成不变和永久平衡的传统景观设计，发展为一个应对不断变化的时空—过程的策略框架的设计（图7、8）。

　　传统的设计方法都有其适用的尺度范围，在一个小尺度上可行的设计方法，并不一定适用于大的尺度。设计结合规划在景观的方法中强调的是规划与设计二元论的消解和不同尺度的转换：通过一个可以放大和缩小的弹性尺度来处理从宏观尺度到微观尺度的转换（图8）。在实践中，尺度转换意味着将项目置于基地周边环境之中，在考虑不同尺度相互影响的同时，将基地与其本地、区域，甚至地区环境联系起来。

　　图8：从宏观到微观相互转换的弹性尺度示意图9：基于时间、生态演化的适应性管理策略（科纳的纽约清泉公园方案）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管理对景观设计的重要性。管理直接引导景观如何发展，生态功能如何发挥作用。因为管理既可以将景观维持在某一状态下或者让其向一个更复杂的形式演变。因此设计的过程必须包括设计的管理策略。这种管理策略对大尺度的景观项目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这些项目需要时间来逐步落实各项功能，同时需要时间来培育和改善场地的生态条件，使其成熟和发展。这都需要基于时间、生态演化的适应性管理方面的策略（图9）。

　　创新和再生设计都是创新科学的一种应用形式，创新设计（Generative design）试图通过制定有限的参数、原则和规则，并使其相互作用，来创造丰富的生活和行为，以及变化多端的形式、空间和场所。创新设计同时从几个层次来探讨设计过程作为一个新兴（创新）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但不限于物质、艺术和社会文化等因素[11]。景观设计也是一种创新的设计，它需要用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方式去实现人工化的生态系统。科纳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把实实在在的视觉感受、风景构成和几何学与生态过程相关联，同时掌握为达到特定效果如何来加速或减缓生态过程的话，一个更有趣味的景观设计学将会兴旺起来[12]。

　　再生设计（Regenerative Design）是一种基于过程、以系统理论为基础的设计方法。在自然系统中，物质和能量流动是一个头尾相接的闭合循环流，要维持生态平衡，就需要资源循环再生。“再生”一词描述了存储、更新或恢复自身能源和物质来源的过程，其来自系统生态学的基础是一个封闭循环的输入输出模式，其中输出大于或等于输入。生态系统的有机（生物）和合成（非生物）材料不仅可以代谢而且可以变成新的有用的材料，从而创造出将社会的需求与自然的完整性相结合的可持续系统。再生设计是仿生学的生态系统，它为人类许多行业系统提供了一个封闭的可行的生态循环体系，因此再生设计是一种整体的系统设计，其目的寻求建立无废物的系统[13]。

　　自然生态系统之所以生生不息，因为它是一个新旧不断循环更替的动态过程，是其自身不断地进行着生长和衰亡更替的结果。没有自然的再生，就没有可持续的景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设计的本质就是培育景观的生产、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通过景观手段，我们可以把自然的这种再生能力应用在空气和水的净化、水污染治理、土壤中的废弃物降解和去毒等方面，以此修复被人为破坏的环境。由科纳事务所设计的纽约清泉公园（Fresh Kills）就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

　　“行动性”（Performative）一词源自于语言学，表达的是言语操演行为，即不仅有语言还伴随着行动[14]。当被应用到设计领域，演化为“绩效”或“行使功能”，这一定义提供了对于空间过程新的理解。相比于表现化的设计而言，行使功能的设计是以过程的生态学为基础，主动地认识基地条件并且执行某种行为，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新环境和动态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做固定的和静止的设计。因此行使功能的景观不是老套的“功能分区”而是“让景观做功”，其关注的重点从物体本身转变为它产生的影响。

　　科纳认为人们对景观的关注应该从它的名词特征(如表象和景色)回归到它的动词特征(如过程和作功)，同时将注意力重点放在景观的能动性(它是如何工作和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它的审美表象[15]科纳用“生命景观”（Lifescape）的理念来强调景观的能动性及其产生的影响，并以此来阐述行使功能景观的观念，因为生命景观需要最大化地通过设计、材料和体验产生的影响来获得可持续发展。因此景观的方法强调景观从追求画意园林的审美表象回归其行使功能的自然本能。我们不是要营造一个模拟自然表象的环境，而是要依托自然的“能动性”创造以行使功能为基础的景观生态体系来处理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景观的这种能动性使它成为一个多产的中介和载体，除了大家所熟悉的调节气候、缓和极端气温、减少城市的热岛效应外，通过应用景观的手段对雨水进行收集、循环与利用，不仅可以很好地起到雨洪的调节、提供多样的生物栖息地，同时景观行使功能的过程本身还是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

　　适应性指的是系统自我调节能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及气候的挑战，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保持系统整体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16]。景观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功能的复杂系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景观未来的变化与演变，因此我们必须将不确定性和动态变化包含在设计之中，做适应性的设计。

　　所谓适应性设计，顾名思义就是应用生态学原理，结合社会、环境及气候因素进行的可持续设计。适应性设计思维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必须接受变化是始终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以说任何可持续的系统都必须是适应性的，但它们不一定总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减少变化带来的影响甚至危害，景观系统应该能够吸纳这些变化，避免其结构和功能（状态）发生质的改变，在受到干扰后能够重新自我组织，从而使其自身的主要功能得以维持。因此基于适应性理论的景观的方法与追求稳定性和高效率的传统建筑“蓝图”式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设计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设计本身必须具有适应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能力，为此设计需要保持对时空和过程的开放性，并能够面对变化发展出新的适应性策略（图10）。

　　景观是什么？景观是一个整体性的场域，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空间形式，而是一种“空间－时间”的“过程－形式”。这也是为什么景观要求一种不同与建筑的设计方法以及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景观怎么做？则是景观自己的设计方法和语言。景观的方法是将景观作为一种充满着诗意的生命过程，不仅仅是科学和生态，还包含美学以及诗情画意，它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动态的，进化的自然而然的设计方法，而不是一种的构图和图案组合。

　　本文可以被看作是对景观设计途径的原则和方法的初步探索。作为抛砖引玉，这样的讨论是有意义的，因为任何一门学科如果需要发展，都需要形成属于自身学科所特有的思维方式（理论）和实施手段（方法），并以此发展一整套可供讨论、测试的设计语汇来丰富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通过将生态学作为创造力、想象力的源泉和重要的技术手段，景观的方法为能够为可持续设计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基础。